来源：21世纪经济报道
记者 边万莉 北京报道
硅谷银行破产后，美国银行业危机风暴席卷而来。签名银行、第一共和银行因为资金断链而被关闭、接管，三家银行的资产规模总和超过5000亿美元，这一切的发生仅仅有两个月左右的时间。在动荡的宏观经济背景之下，如何才能重建对金融体系的信任，以加强金融稳定性？
6月27日，在第14届新领军者年会（又称“夏季达沃斯”）上，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张维迎，拉扎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（香港）董事总经理及中国区负责人樊功生，花旗银行董事总经理、亚太区资本市场与咨询业务负责人Jan Metzge，巴克莱银行中国首席执行官刘洋，汇盈资产管理公司亚洲区首席执行官Thijs Aaten等展开了圆桌讨论。
(资料图片仅供参考)
如何看待银行风险
从美国银行破产事件来看，反映出了全球金融体系的哪些风险？参与讨论的专家和从业者观点不尽相同。例如，Thijs Aaten认为，现在主要的问题是利率的倒挂，这也是养老金投资承压的重要原因之一；Jan Metzge表示客观，新业态的涌现给银行服务提供了很大的机遇；而樊功生对银行利率表示担忧，“每家银行都像是一个对冲基金，用长期利率来进行短期的拆借，这是一种不可持续的发展方式。”
不过，樊功生也认为，破产的这些银行采取了具有风险的发展路径（加密货币占比过高），而且银行业的整合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。对此，Thijs Aaten进一步指出，“全世界很多地方的银行利率已经到0了，并没有很有效率地进行资金分配，我们必须要有相关的方法来充分利用资金进行更高效的利用和分配。当然，这里面也需要相应的监管。如果监管没有非常到位的话，就可能产生一些危机或者整合。那么，我们就让它自然而然地发生，不是说这种方式就是错的。”
“美国主要是通胀，中国的问题不同。在探讨解决方案和政策之前，我们先要考虑清楚金融部门的不稳定性有哪些因素？”张维迎指出，政策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因素，包括各国央行的政策。比如说，美联储经历了几轮加息后又削减利率，对外部有很大的溢出性。央行其实并不完全掌握经济的发展，因此建议是保持稳定的连续的利率政策，而不是反复地朝令夕改、频繁调整，要让市场自己做出反应和选择。
如何从美国市场汲取经验，避免重蹈覆辙呢？在刘洋看来，每个市场的问题不一样呢，但在任何一个时期她都没有担心过中国的银行体系。中国的监管部门在很早之前就开始出台去杠杆的政策，还监测中小银行的流动性和债务资产比例，同时消除了影子银行、严格管理资产产品，这一系列的组合拳下来让中国银行业更加具有韧性，但这是否代表着可以高枕无忧呢？刘洋认为，“其实也很难说，比如房地产行业的风险。”
她进一步指出，从整个中国的信贷体系分析来看，大概40%以上是产业和贸易相关的信贷，只有不到30%是跟房地产相关的信贷。中国人民银行也出台了很多措施来对银行和房地产进行解绑。过去一年来中国房地产经历了一些困境，但是银行业好像并没有做出很大的反应。因此，刘洋表示持有谨慎乐观的态度。
监管规则与市场行为的关系
谈及监管规则与市场创新,Jan Metzge表示，监管规则的指定是要帮助我们来建立信心，如此才能有更好地互动来提升效率，尤其是资金流动和资金配置地效率。现在很多政府进行沙盘推演来观察一些新的事物，可能会带来好的解决方案，希望政策制定可以与市场动态与时俱进，从而在此基础之上建立信心，因为信心对金融界来说是非常重要的。
刘洋表示，如果不去促进足够的创新，金融行业可能没有办法进行充分的发展，尤其是在创新和生产力之间如何做一个很好的衔接。如果做不好信心又从哪里来呢？在张维迎看来，有两个机制可以维持市场秩序：一是政策监管，二是声望，要对声望有足够的重视。
Thijs Aaten认为，信心和政策调节是非常重要的。政策的调节还有更多的空间去发挥，不仅仅是市场参与者需要发挥作用，政府政策就像一只看不见的手推着市场向正确的方向去走，这是政策监管政策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。
中国出台政策就具备这样的指导性。张维迎表示，“我们制定政策的一个目标就是希望可以来帮助大家指导行为，而不是说不去做某种行为，是一个肯定性方向的指引。从长期来看，大家会去考虑声望非常重要，有长期的动力去做自己的商业项目。但是，如果有一些人比较短视，那对于市场就不是特别的好，比如说会出现欺诈的行为等。总的来说，法治是最基层或者说最底层的解决机制。”
对此，刘洋表示同意。她说,我们要有一个长远的目标，全世界的领导人都需要有长远的目标,来看到现在应该做的或者是优先做的事情是什么，一起联手来对抗不稳定的局面，消除潜在的风险，实现长远目标的发展。
对地方债具体问题具体分析
“与美国不同，中国当前的问题主要是地方债务问题。”张维迎指出，银行更倾向于给地方国企放贷的原因是在于认为背后有政府兜底。从资产的价值来看，主要还是看谁在运营，债务的解决最终需要发挥创新。从技术上来说，中国的银行没有出现过破产，是因为成立了专门消化银行不良贷款的资管公司。因此，未来发展还是要看创造性，看中国的企业家是否有良好的激励机制来办好企业，是不是真正相信市场，是不是相信企业家精神。当前重要的不是问题本身，而是未来的方向和发展质量。
对此，樊功生认为，不仅企业家要有足够的动力和激励机制，也要看融资环境。他说，当前企业家融资还是较难，银行体系给他们的支持还是不够。银行往往是放贷给不差钱的客户，而真正既缺钱的企业家很难融不到钱，这是一个问题。相比于西方,中国的银行数量还是不够多，西方的银行太多了,需要一个整合的阶段来减少银行数量;在中国,恰恰是需要成立更多的银行。等到银行数量上去之后,从中央政府到地方,要给予一些支持,才能提升大家对银行体系的信任。
关于地方债务问题，Thijs Aaten表示，从市场价值资产的定位和定价看，我们会发现地方政府在资产负债表上存在一定的风险，现在的定价没有真正反映风险，未来中央政府是否会出手救市地方政府。同时，我们也在观望表外是不是还有一些不知道的隐性负债。但是，在刘洋看来，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，很多地方政府债务都是有抵押的资产，而且这些标的资产是能够产生收益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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